【这些文化名人的光明故事】
1985年初春，朝阳映亮了北京城古老胡同的灰墙，阵阵鸽哨在晴空回响。一位老人驻足凝望——尚未褪去的料峭清寒中，老树枝头已迫不及待地绽出点点春意。踱回书斋后，他提笔写下：“晨起漫步，路边杨柳已笼着一层娇嫩的淡绿。抬头见新芽，心惊又一年……”
这篇文章，成为不久后《光明日报》专栏《政协小记》的开篇之作。专栏作者是时年75岁的全国政协副主席、社会学家费孝通。13篇专栏文章，篇篇如散文诗：于“新芽”中见时代变迁，于“杨柳风”里话改革潮涌，于“躬身田野”间诉民生期待……读者惊叹，这位以《乡土中国》闻名的学坛巨擘，竟能将政治观察、经济调研化为文学的汩汩清泉！
此时，费孝通与《光明日报》的缘分已延续了36年。
1949年7月5日，创刊尚未“满月”的《光明日报》推出《大学》周刊，邀请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费孝通主持。在亲撰的《创刊词》中，他以学者特有的敏锐发出号召：“高等教育必须追随着革命情势的发展得到应有的改造。”
怀着“建立人民的大学”之热望，费孝通伏案笔耕，为办好《大学》倾注心血。他常抱着一摞稿件，匆匆赶到当时还在西单的光明日报社编辑部，与编辑讨论版面直至深夜。
很多个静夜里，手捧着油墨未干的报纸，这位从英国伦敦学成归来、在乡土中国找到心之所向的学者，思索着如何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改造社会、服务国家、富裕民众，将有关国计民生的真知灼见诉诸报端……
在费孝通与编辑们的精心打磨下，《大学》逐渐成长为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舆论阵地。费孝通在此发表《当前大学种种问题》，直指旧制积弊：“讨论有关大学改造的种种问题，检讨和批评各大学改造的经验，藉以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的新建设。”铿锵字句，发人深省。
早在20世纪30年代，费孝通扎根江苏乡村写就《江村经济》，以人类学的“显微镜”窥见中国农村的肌理；而此刻，他借《光明日报》的“望远镜”，眺望整个民族教育的未来。《大学》见证了他从田野到书斋的学术跨度，也折射出他“志在富民”的拳拳初心。
除了主持周刊，费孝通还在《光明日报》上发表了不少作品。那些实地调查得来的文章，犹如一座桥，连接过去与未来，也沟通学术与社会。
1995年3月的一天，光明日报社记者童怀前去拜访费孝通，只见八旬老人正坐在写字桌前，手持裁纸刀仔细地剪贴报刊文章。桌上一沓泛黄的笔记本，记录着他数十年的调研足迹——从江南水乡到西南边陲，从乡土工业到城镇问题。面对童怀的啧啧赞叹，费老朗声笑道：“走一趟，写一篇，便是我的方法。”
几天后，《光明日报》刊发了童怀的采访报道《踏遍青山 情系乡土》。文中写道：“费老自称是‘学术领域的一匹野马’，但六十年来，这匹‘野马’没有离开过乡土中国的繁荣和昌盛——这是他学术工作的旨趣，或许，也是他一生为人的志向所寄。”
2005年4月24日，享年95岁的费孝通与世长辞，消息刊发于26日的《光明日报》头版。版面上配发一张照片，饱经风霜的老人一脸微笑，仿佛在向并肩奋进的知识分子作最后的告别。
光明日报社的记者编辑陷入悲恸与怀念。记者庄建曾在20世纪80年代多次采访费孝通，回忆他家里陈设时，仅吐出“极简朴”三个字。“我记得，和费老同住一个家属院的冰心先生，家里朝阳的窗台上有一盆绽放的仙客来，还有一只猫。”庄建说，“可费老家里除了满是书籍，我记不起来还有什么特别之处。”是的，寻常到难以让人留下印象。极简朴的物质生活与极丰盈的精神世界，构成了令人感叹的强烈反差。
汝视报纸为挚友，报纸以汝为知己；汝借版面传思想，版面因汝增厚度。
费老走后，其精神品质仍长存于《光明日报》翰墨之间。那些力透纸背的思想与真知如同一盏明灯，照耀着后来者的探索路——
2006年，汤一介在《光明日报》阐释“文化自觉”时，引用费孝通的观点：“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，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、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”；
2010年，牟钟鉴写就《中和之道与当代温和主义》一文，重申费孝通的十六字箴言：“各美其美，美人之美，美美与共，天下大同”；
2017年，徐平的文章《费孝通：从实求和 志在富民》，将费孝通一生的学术经历概括为：“从实求知看世界，三级两跳论中国，差序格局说乡土，多元一体求认同，志在富民是心愿，城乡边区重行行，文化自觉强九州，和而不同安天下”；
2020年，王学典撰文致敬，称费孝通“树立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典范”……
行遍乡土，光明永驻——那位毕生关注家国命运的思想者，那位矢志强国富民的实践者，那位坚持文化自觉的倡导者，那位《光明日报》数十年的老朋友，似乎从未离开。
（本报记者 彭景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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